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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健進與退:一個反叛者的現實之困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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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tell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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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發表於: 2016/01/21 13:34:56    文章主題: 崔健進與退:一個反叛者的現實之困  收進你的MyShare個人書籤 引言回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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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五星在白色棒球帽上閃耀,黑色皮夾克套在清瘦卻剛勁的身上,崔健進場了,這是《中國之星》的聯排現場。痛仰樂隊正在台上排練,為晚上正式的節目錄製做準備,這是他們被崔健推薦後首次登台。崔健把帽簷壓得低低的,看不到眼睛,他在台下踱了兩步,就徑直走上觀眾席最頂端的控音台,開始為這場綵排做最後的指導。

可能沒有人會想到,一直被尊為「中國搖滾教父」的崔健也如此大力度地投入到了眼下正在井噴的真人秀洪流中,他正式坐在了導師席位,開始認認真真地把搖滾樂帶到螢屏上,通過最主流的大眾傳播平台和最受矚目的商業選秀形式,讓公眾聽到了自始至終被視為邊緣的音樂類型。很多人欷歔困惑,曾經的時代「反骨」怎麼也未能免俗?

這不是崔健第一次做出令人瞠目的舉動。反觀近幾年,他拍電影、做手機、作為友情幫唱頻繁地在各檔音樂真人秀露臉,還差點上了春晚……看起來,如今的搖滾老炮兒正全盤擁抱商業化,積極地向主流大眾靠攏。

再近一點,崔健的歌出現在《尋龍訣》和《老炮兒》兩部此前熱映的電影裡,他們分別是《新長征路上的搖滾》和《花房姑娘》,而也在剛過去不久的2015年聖誕節,崔健新專輯《光凍》發行,距離他上張專輯《給你一點顏色》整整過去了十年。

也在2015年的12月,另一中國搖滾人物、曾經的魔岩三傑之一何勇,被曝出因精神病復發,捅人後已被拘半年。而2015年初,流傳一時的竇唯地鐵落魄照,同樣讓大眾為這位昔日的時代寵兒扼腕不已,一代文青的精神烏托邦幾近崩塌。相比崔健的獨佔鰲頭,同樣在中國搖滾黃金時代叱咤風雲的魔岩三傑,零落沉寂的現狀更加讓人心生感慨。

身處當下瞬息萬變的時代大潮,這些曾代表搖滾精神的劃時代人物為何有著如此迥異的軌跡?崔健的躍躍欲試是否證明搖滾教父已發生變異,完全投身資本與商業的互搏遊戲?而他的百般努力是不是也在當下的狂歡盛宴中顯得格格不入?他肩負的搖滾精神究竟又走向了何處?我們以崔健最具爭議的近幾年作為切面,探究一個反叛者的自我掙扎和現實困境。

part1

崔健的理想與現實:我已清楚自身的三面性

2014年,崔健跨界自編自導的電影《藍色骨頭》殺入院線接受市場的檢驗,除了反響平平,票房最終也慘淡收場。在這部電影中,商人徐天對男主角鐘華說,「咱趕上一個商業時代,懂音樂的不一定懂市場,全世界各大唱片公司的老闆,都不是做音樂出身,音樂靠什麼來操作,錢!」公眾眼中與商業磁場絕緣的崔健,早已對遊戲規則了然於胸。「我已經想這個事想了很久了,2002年我就在做一個舞劇叫《給你點顏色》,我清楚地意識到自身最起碼有三面性,理想性、現實性和智慧」,崔健告訴網易娛樂。

在崔健好友、詩人俞心樵看來,崔健葆有的這種「理想性」讓他「無形中失去了很多曝光的機會」,「他對網絡也沒有利用,因為這些年造成影響的這些人基本上很好地利用了網絡,微博火的時候我勸過他開微博,他也不開。」因為拒斥對自己的運作,崔健「失去」的不僅僅是曝光的機會,「很多商家肯定想利用他,但是他常年以來一直是在相對比較密集地拒絕商業宣傳、商業廣告。」但正如電影《藍色骨頭》裡徐天說的那樣,崔健明白當下身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,所以他也不會讓自己活在真空中,只是「他不想把自己搞得跟一般娛樂明星似的,好像有錢他就去做,因為他還要挑一下,符合自己的脾性和胃口的,或者符合他價值觀的一些商業行為,他還是能接受的。」俞心樵說。

這時候,崔健身上的「現實性」就開始發揮作用,事實上,這種清醒的「現實性」讓崔健從未放棄與時代互動的努力。2013年,崔健與某國產手機廠商合作推出國內首部個人定製手機——崔健「藍色骨頭」手機。消息一出,眾人嘩然,很多人質疑他「不務正業」,昔日搖滾教父也開始開墾「粉絲經濟」,販賣情懷。對於這個讓外界頗為費解的舉措,俞心樵曾和崔健專門交流過,「我聽他說,好像這個手機有針對他的一些設置,他就覺得這個對推廣搖滾樂是有好處的。」

這個特別的「好處」就是,手機內含65首崔健重新編曲製作的歌曲,700分鐘珍藏視頻集錦,100多張崔健成長時期的照片寫真,以及崔健粉絲社區專屬的APP,機身和界面也都標記有崔健個人風格,售價3999元,配置上與很多國產千元智能手機相當。

在此之前,崔健甚至從未有過任何廣告代言,這是他第一次直接介入商業行為,他給外界最多的解釋是他讀了《喬布斯傳》,這本書似乎讓他對藝術和商業之間的關係有了嶄新的覺悟,「做手機恰恰不是我要為它改變,而是他們為了我改變。何樂而不為?」這種看起來商業在為搖滾服務的舉措讓崔健覺得,他可以在手機這個「小盒子」裡把自己的東西呈現出來,「在唱片業轉型的時代,它是音樂的新載體,這不是商業手機,是大家跟我互動的一種方式。」

只是用資本嫁接個人藝術追求,對於一個本身與主流並不兼容且影響力遞減的搖滾歌手而言,推出手機也許注定是在走一條理想主義式的死胡同,即便如何突出情懷強調初衷,也很少人會為這部「數字化CD」般的手機買單。這部手機在電商平台上架不久即下線,銷量不佳,很快成為真正意義上的「紀念品」,當時有評論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,「這是一次勇敢卻愚蠢的嘗試。」

嘗試不止於此。2014年馬年春晚,原本有望在除夕之夜與全球華人一展搖滾風采的崔健,最終退出了這場全民盛會。從1986年一聲「一無所有」驚醒混沌世人開始,因為歌詞本身對政治和主流權威隱含的不滿和對峙,崔健多年來在官方語境中一直蒙著敏感色彩。這次受邀並同意參與春晚,背後除了有當屆春晚導演馮小剛的斡旋,崔健長久以來秉持的堅硬內核也開始在現實面前解凍。他的經紀人在面對媒體時曾表達了自己對崔健的勸服,「電視的陣地和觀眾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年。我跟他說,不是觀眾不想選擇你,是因為你沒給觀眾選擇你的機會。」

但這個機會崔健最終還是放棄了,原因是他不想改歌詞。「他就是說春晚請我也願意去,他當時也徵求過我的意見,我也支持他去上春晚,這沒有什麼不可以的,這麼好的一個擴大搖滾樂影響力的平台,我覺得非常好,但是老崔上春晚還是有他的原則和底線的,他就說你不能審查我,審查我的音樂作品。」俞心樵告訴網易娛樂。

part2

擁抱商業化了嗎?好的不佔領市場 壞的就佔領

從2012年起,崔健就開始在音樂綜藝節目中現身了,但都是作為幫幫唱嘉賓的身份在各大衛視露臉,其中包括開啟國內明星歌唱真人秀先河的《我是歌手》。嘗試參加這些節目,崔健有自己的盤算,他想試探電視是否已達到自己對搖滾樂演唱所需的配置需求,「因為搖滾樂比較重視製作、燈光、音響,特別是音響,包括樂手對電視審美的接受,這些都要通過一段時間真正達到成熟。」他也對電視節目「秀」的成分很清楚,所以他很謹慎,嘗試過幾次之後,「結果發現他們還不夠成熟,條件還不夠具備,我還在等。但是我相信真實的音樂或者搖滾音樂早晚會進入電視的,早晚的事。」

這次崔健等來了《中國之星》,這是他首次擔綱導師坐鎮一檔真人秀節目。該節目的製作方是國內知名的燦星公司,成功打造過《中國好聲音》等多檔節目。燦星宣傳總監陸偉對網易娛樂透露,為了請崔健出山,節目方與崔健見了十幾次面,前後磨了兩三個月,「我們定義《中國之星》的差異性在於它不會過分強調綜藝感和娛樂感,而是強調音樂上的專業性,因為本身我們這個背景也比較官方,是和中國錄音協會一塊來合作的,」「崔健希望能夠把真正的搖滾帶上電視台。」也許正是這種理念上的契合,最終打動了崔健,也解決了他的顧慮,「這個節目是一個起步吧,不敢說這個節目能怎麼樣,但是我們必須走起來」,崔健說。

隨著這個節目的推出,先前質疑崔健被商業化招安、反叛獨立形象坍塌的聲浪也愈加洶湧。

「有的人對我的位置,把我放在神壇上,甚至認為我在走下神壇,但實際上我是在走上地面。搖滾樂一直堅持在地下,十年二十年之前還沒有真正的在公共場合做正經的商業宣傳的權利。」崔健說。

他毫不避諱地對網易娛樂談起30年前的那場選秀,正是那場選秀催生了今天的搖滾英雄。「我們參加了第一屆流行歌曲大賽,當時評委有李雙江等一些知名的音樂家,演出時那屋子很小,他們坐在一個角落,我們坐在另一個角落,我當時和王迪、黃小茂、劉元,我們四個人拿著鼓擊,彈著吉他,唱歌。當時第一段就被淘汰了。我記得我唱的是兩首歌,一首《不是我不明白》,一首《最後的抱怨》,就被淘汰了。」雖然被淘汰,但崔健贏得了在工體舉行的有100個歌手參加的音樂會的通行證。在那場音樂會上,崔健第一次有機會向世界喊出「一無所有」。「在重要的一次表現機會時,我們就中彩了。」時至今日再次談起,崔健還顯得有些興奮,「大家不要認為選秀是什麼問題,電視節目是什麼問題,大家不喜歡這個節目是因為沒有做好,不用逃避電視曝光的機會。」

對於靠攏大眾,崔健好友、藝術家耿海曾和崔健探討過,他和網易娛樂提起當時崔健說的一句話,「好的東西不佔領市場,壞的就佔領。」

崔健也清楚自己這幾年遭受的批評,「很多人開始懷疑,會認為搖滾樂只要進入電視就不可能改變電視,肯定會被電視改變。如果我們要是不假思索,不加努力地去持續這種現象,我覺得就更沒有希望了。因為我覺得不要說搖滾樂了,所有正式做音樂的人吧,覺得電視是不可救藥的,但我真的不相信這點。」

對於崔健這幾年的舉動,在樂評人李皖看來,當下的時代,搖滾和商業的關係一直處於非健康狀態,規則就是要麼跟商業玩,要麼完全反商業。「如果不跟資本結合,這個事它就做不大,就是這樣,就面臨這個困境。你要麼就自甘於你的那個渠道,要麼就是跟它合作,做一些妥協。我覺得現在的崔健是一種妥協,這個妥協是去做一部分大眾化的事兒。」

而俞心樵疑惑於「崔健為什麼就不可以在娛樂平台上露面?為什麼就不可以擁抱商業?」他認為公眾對崔健的要求過於吹毛求疵,「既然是一個商業時代,你讓他反商業也沒有必要。」俞心樵進一步指出,「搖滾樂我覺得恰恰是商業化不足才導致這種小眾邊緣,以前是由於政治原因,而到了現在恰恰是由於商業化(不足),也導致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崔健為何人。還有一個是崔健對這種娛樂的平台利用得太少,利用得不夠,對於他這樣的巨星來說,這點商業規模是太可憐了,太小了。」

從播出的《中國之星》幾期節目可以看出崔健的堅守。他推薦的幾乎都是小眾搖滾樂隊或者曾經的搖滾歌手,從重出江湖的楊樂到子曰樂隊到痛仰樂隊,可能唯一比較知名的就是譚維維了,即便是她,也是一如既往地彷彿被崔健點化,搖滾女將的氣質和形象已然深入人心。這可能是中國電視史上第一次這麼大規模地展示搖滾音樂了,也是中國搖滾第一次這麼密集地出現在電視上。「如果要把商業利益最大化,有大量的他可以推薦的中國流行歌手,和這些歌手捆綁在一起,他的所謂的商業化的目標更容易實現。但是其實他從頭到尾到目前為止,他沒有捆綁過一個所謂的大牌歌手。」陸偉也為崔健鳴起了不平。

part3

與時代脫節了嗎?我不在神壇 搖滾本該與時代互動

2015年聖誕節,崔健悄無聲息地發了自己的第六張專輯《光凍》,距離他上張專輯《給你一點顏色》已經整整過去了十年,距離他1986年一曲成名已經過去了30年。即便如此,這張專輯在市面上的反響寥寥,尚未吸引太多注意就幾乎銷聲匿跡。有業內人士評論這張專輯稱,崔健原本的優勢特徵——批判和洞見,統統缺席,「他好像張了張嘴,但是除了一連串的飛鳥天空和水,什麼都沒有說出來。」

這些年,崔健做手機、拍電影、參加真人秀,直到這次終於等來久違的新專輯,他每離時代近一步,就被認為是對這個時代的被動反應。看起來,崔健「凹」盡各種姿態去適應當下的社會變量,去試圖抓住時代潮流,但「與時代脫節」「把不準時代脈搏」的聲音始終籠罩著他。

然而崔健自身卻樂於進行種種嘗試和努力,「搖滾樂或者任何流行音樂都不應該把自己放在神壇上,應該腳踏大地,跟時代互動。我的專輯、我想要的東西不在空中,就在這,我們要感受自己的存在,這才是搖滾樂的氣質。」

從第一張專輯就開始關注崔健的李皖,對這位搖滾教父與時代的關係有著自己的觀察。在李皖看來,崔健長久以來都在非常清醒、堅定地面對、研究中國人最大的命題:走出文革語境之後向何處去。「當年的困惑、困境並沒有解決,現在也沒有解決」,雖然很多人已經不關心了,但崔健還在這個最大的命題裡踽踽獨行。「他對個人處境和時代處境的表達都非常準確,是屬於我們一個大氣候下的個人命運的一個表達,他抓住了那個核心。」 「我覺得這個特別了不起」,李皖不吝讚美,「到《給你一點顏色》,我覺得崔健依然沒有停下腳步,無論是在技術上、藝術上、思想上」。

而以俞心樵對崔健的理解,他覺得恰恰是這個時代落後於崔健。「他有思考的習慣,也養成了這種學習的習慣,應該說他是歌手當中文化綜合素質最強的一個」,俞心樵說,「崔健是一個很卓越的歌手,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有他偉大的東西,恰恰是這個時代跟不上他。我們這個時代在真正理解崔健這一塊還是不足的。」

曾在南京音樂電台裡從事多年Dj工作的麥田,曾是崔健的忠實粉絲。80年代末,初中生麥田走在大街上第一次聽到崔健,如今近30年過去,面對日漸老去的崔健和他與「與時代互動」的方式,麥田十分不解,「一定要晚節不保嗎?」「不要做時代弄潮兒,不要追趕時代,時代不需要追趕,藝術家追趕自己。」麥田深感,崔健所謂的每跟時代互動一次,當初的那個搖滾人就越走越遠。

種種嘗試多少讓崔健在所謂的時代面前顯得有些格格不入,李皖分析,這不是崔健的問題,是時代本身給予崔健的困境。90年代以後,隨著互聯網和信息時代的來臨,供大眾娛樂和寄託的載體日益多樣化,中國社會人群和價值觀分化也越來越明顯,「價值觀的分化導致大家沒有共同關注的問題,大家再沒有一個共鳴的東西了。崔健原先的那一套,能引起共鳴的人就越來越少了,原來共鳴的那些人都分化了,趨向了各個方面,人群走散了,就是沒了人群效應。」李皖說。

王黔所著《搖滾危機:20世紀90年代中國搖滾音樂研究》一書中也提到了時代分化對中國搖滾的瓦解作用,「貫穿90年代,中國搖滾內容的一個重要改變就是政治的去中心化發展」「政治內容去中心化的結果是多元化——從清楚地政治話題到含蓄的政治觀點到沒有政治內容的娛樂」「政治內容的社會影響力不斷減小」。因此,本身帶有濃厚政治色彩和批判情緒的崔健,注定在這個時代得不到更多的響應了,影響力必然下降,「我們現在的時代可能響應的是像《泰囧》那種東西,也就是在人的食、色層面上。」李皖強調。

part4

崔健的焦慮:有些話大家別逼著我說了

對於上電視,崔健知道公眾在盯著自己看他會說出什麼。此前,他在《中國之星》裡「釀造」的「崔健炮轟許志安唱粵語歌」事件已經人盡皆知。一向直言直語的他,受困於「真話」和輿論之間的觸發效應,「其實我們覺得音樂作為比賽純粹是為了討觀眾緣,並不是真正比出藝術的高下,參加這個節目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必須去說那些不應該是我說的話,所以我希望有些話大家別逼著我說了。我要不說大家都等著我也特難受,這點我到現在還沒習慣。我特別希望他們的音樂震撼我,讓我能夠說出不傷害人的話同時也是實話。」崔健對網易娛樂表達了節目給自己帶來的附加困擾。

不僅於此,崔健的焦慮更多的是對中國搖滾音樂現狀的憂患意識,這從他說的「好的東西不佔領市場,壞的就會佔領」就可窺見一斑。因此,他不遺餘力地在《中國之星》上推薦各種小眾搖滾樂隊,挖掘更多新的搖滾力量,大規模地向中國的電視觀眾輸出搖滾,可是他覺得觀眾卻不明白他的用意。

「我踩著狗屎運了,《一無所有》一首,就火了,這種運氣不是一直都在的。大量的搖滾歌手他們可能寫了二三十首歌,但還是沒出來,還是得努力,還在磕,所以真的是希望他們有機會真正被大家關注,真正帶來音樂行業、音樂產業上的改變,就是商業上、理想上、質量上共存的支撐,這樣的話可能大家才會真正明白我現在在做什麼。」崔健說。

搖滾作為一種音樂類型,在很多人看來它天然地不可能成為大眾趨之若鶩地追逐對象,但崔健做的嘗試在他說來更多的是一種提振士氣的作用,「現在流行『小鮮肉』,因為現在比較市場化,後期的運作上也非常方便。但有的偶像歌手是自己花錢雇粉絲接機,自己炮製新聞。真正有才華的人對此是不屑的,但音樂人也需要信心,如果長期沒有表演機會,他們也會喪失那種自信心。」

儘管為解決種種焦慮而做出的舉動頻頻受到「媚俗」的質疑,但是「他很少抱怨這些東西,就是包括很多人甚至罵他、貶低他」,俞心樵說,「他很願意去肯定別人,哪怕你有一點好的,他都很願意去肯定、去讚揚,去幫助別人。他一直有這樣的一種狀態,很願意爭取性地推動中國的音樂,尤其是搖滾樂,就往更高品質方向去發展,他不是說自己只顧自己。」

從《中國之星》的錄製現場來看,崔健不同於其他推薦人的地方在於,他會主動請求觀眾與台上的樂隊互動。在痛仰樂隊的一次錄製時,崔健直接起身面向觀眾發出呼救,「搖滾樂僱不起合唱隊,所以請現場的觀眾幫一下。」

陸偉也和網易娛樂提到這一點,印證了崔健內心的焦灼,「崔健是三個推薦人裡現場給自己的歌手當導演的,因為他怕現場的觀眾沒有給到搖滾樂隊應有的熱情和回報,他要告訴你們怎麼樣聽一場搖滾樂。」陸偉透露,在之前的每一場錄製中,崔健對觀眾的「培訓」幾乎每次都會上演,「子曰樂隊第一次來的時候,唱《乖乖的》那首歌,他培訓觀眾說『乖乖的』說了好幾次。」

part5

搖滾教父還是搖滾夸父?搖滾樂不發達是我的失職
雖然崔健已經在很多場合表達過自己對「搖滾教父」這頂帽子的反感和拒絕,但看起來他又無時無刻不在履行著這個身份應有的權力和義務,他本能地背負著某種使命感。

如果「中國搖滾」這個概念還存在的話,2016年正值中國搖滾誕生30年。對於30年來搖滾樂在中國的成果,崔健用「小品王」趙本山買私人飛機一事作對比,他頗為感慨又有些哀傷地說,「我們搖滾三十年,老崔所謂的領頭羊還沒有買私人飛機,商業上是我個人的光榮,但是行業的恥辱,人家小品都已經買到了。為什麼搖滾樂這麼不發達,可能是我的失職,或者是社會的問題,這麼喜聞樂見、這麼容易讓大家喜歡的一種音樂形式為什麼受制約。說明我們有問題,說明我們做的還不夠勇敢,還不夠誠懇,觀眾還是不接受我們,要不就是社會的問題,社會還沒有開始接受誠懇、成熟、勇敢的東西。」

對崔健的這番思考,李皖認為這是缺乏自省的表現,「他沒有意識到,其實這個不是他要追求和擁抱的,這個可能是他要批判的,一個搖滾樂去賺大錢,在我們這個時代,其實它是一個資本的成功,不是搖滾的成功。」

一直對崔健持褒揚態度的李皖,談及崔健這種自發的使命感和對搖滾的偏執,覺得他的姿態「有點僵硬」,「好的音樂不一定只有搖滾樂,搖滾樂也不能作為好音樂的一個符號。他的搖滾情結上,有過於固化的東西,這個我覺得是他需要走出來的。」

而30年後早已步入中年的麥田,對昔日的偶像發出了更加尖銳的質問,「一直不明白,崔健對搖滾樂的責任感是哪個單位賦予的?」

值得一提的是,痛仰樂隊在《中國之星》上的首秀,演唱的是《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》,這是痛仰樂隊十幾年前第一張專輯的第一首歌,整首歌幾乎都在重複嘶吼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」這句毛主席語錄。主唱高虎告訴網易娛樂,是崔健專門為他們選定了這首歌。而節目播出時,因為遭遇審查,痛仰樂隊的表演直接被全盤拿掉。

在外界看來,崔健的這種問題意識和批判性幾乎濃到癲狂的地步,而這也是很多人將崔健與魔岩三傑作比較的原因。竇唯的消失、何勇的瘋魔、張楚的沉默,都一再凸顯了崔健在公眾視線中的活躍度,並強化了他作為拯救、激活中國搖滾音樂的豪情英雄的形象。俞心樵認為,眾人所說的所謂「竇唯不跟時代玩了」,其實是「時代也沒有跟竇唯玩」。誰不跟時代玩,時代就不跟誰玩,這是現實世界的通行規則,崔健明顯做了那個扛鼎人,步履蹣跚地走在時代的高速公路上。

但作為崔健的好友,俞心樵也指出了崔健身上的那種「偏執、固執的一面」,而這實際上也說明「他是一個挺孩子氣的人,雖然五十多歲了,他還是個大孩子的那種感覺,很大程度上這種孩子氣一直保留了下來。大藝術家應該是精通世故,但又能免予世故保留天真的這樣的人,就此而言,老崔就是這麼一種人吧」,俞心樵說。

在俞心樵心中還保留天真的崔健,甚至在俞心樵孩子出生後第一個趕過來,送的禮物竟然是尿布,「很難想像一個大老爺們兒還會提著幾袋尿布過來。」

這種「天真」,讓已近暮年的崔健仍舊像守著自己的玩具一樣,對搖滾樂的疆土寸土不讓,而且還一再試圖將雙手伸向這個時代,努力抓取最後的迴響,依舊在資本和娛樂的夾擊中期許一席體面的回報。這種穿行在現實中的理想主義,讓崔健扛著搖滾的大旗,似乎永遠保持著追逐的姿態,像逐日的夸父,也許會倒在乾渴的路上,但至少距他心中的精神烏托邦愈來愈近。

《中國之星》第五期,崔健推薦的楊樂登台,二人是80年代初即相識的鐵哥們兒,曾共同組建中國最早的搖滾樂隊之一「七合板樂隊」,後來楊樂退出演藝圈,隱跡多年。

在這場錄製中,楊樂一曲《無糖的咖啡》唱畢,崔健動情落淚,二人台上台下四目相對,往昔風華正茂的青春記憶似追擊而來。

崔健哽嚥著悶聲問,「樂兒,這個party可以不結束嗎?」

楊樂眼泛淚光,篤定答道,「這個party早晚會結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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