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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健:沒有人可以說自己活在壞時代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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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ntell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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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: 2235

發表發表於: 2012/12/01 16:19:34    文章主題: 崔健:沒有人可以說自己活在壞時代  收進你的MyShare個人書籤 引言回覆

《外灘畫報》2012年11月29日 第517期
文/劉牧洋 攝影/小武 部分圖片提供/崔健工作室
http://www.bundpic.com/2012/11/20244.shtml

他是一名從不抽煙,從不喝酒、沒有刺青的 「搖滾教父」。

每天,崔健早上 5 點睡覺,下午2 點起床。這樣的作息,他保持了 30 年。此外,他還喜歡游泳,每週一兩次,每次一千米。有時,甚至半夜兩點去游泳。

「做音樂的人都這樣,認為早睡覺是一種對生命的浪費,早起床是對生命的透支。所以,我調整了自己的作息。」

崔健皮膚白皙,沒有毛孔,多少和他 51 歲的年齡不太相稱。不過,皮膚的白,透著常年呆在屋子、曬不到太陽的微涼。

有人曾在媒體上評論,崔健明明已經變成知識分子了,甚至還有人說他過的簡直就是中產階級的生活。

崔健聽了這些說法,覺得好笑,也不多解釋,「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和選擇一種思想方式,是兩回事。」

生活中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有兩張不同的面貌,和那些揮灑在音樂裡的憤怒相比,生活中的他其實很平和,說話聲音也不大。

儘管他會不高興人們說他是一個「搖滾歌手」,或者「唱搖滾的」,甚至「super star」,因為你可以侮辱他,但不能侮辱搖滾樂。在他心中,搖滾是神聖的。就好像樂評人張曉舟說的,「崔健對搖滾樂太較真了,太把搖滾樂當一回事了。」但如果不是這樣,崔健還能是崔健嗎?在上海,主辦方安排媒體訪問,一輪輪的採訪直到深夜 11 點。一名剛入行的女記者因為緊張忘記了下一個問題是什麼,停下來尷尬地在採訪本上搜尋。他在低低的帽簷下,忍不住微笑,等對方再繼續時,他再認真地回答。

9 月 29 日起,崔健全國巡演從深圳始,遍及大連、北京、上海和西安等地,將持續整整一年時間,12 月 24 日的上海站,是崔健在二十年後再次在上海登上大型舞台。他上一次這麼大規模的巡演還是 2009 年。

這幾年裡,他曾做過一些大膽的嘗試,比如和北京交響樂團合作,舉辦搖滾和古典的跨界演出。

他把個人巡演和明年創作的電影的名字都命名為「藍色骨頭」。這是他的一首歌的名字,他格外喜歡藍色這個意象,他曾在這首歌裡寫道:「陽光和燈光同時照著我的身體/要麼我選擇孤獨/要麼我選擇墮落/藍色的天空給了我無限的理性/看起來卻像是忍受/只有無限的感覺/才能給我無窮的力量/爸爸,我就是一個春天的花朵/正好長在一個春天裡/因為我的骨頭是藍色。」這首歌曲創作於 2005 年,那一年,他 44 歲。

崔健已經進入藍色時代,他不再是二十世紀的紅,而是二十一世紀的藍。

孤獨的力量

10 月 22 日,崔健受邀參加北京國際音樂節。一同出現的還有羅大佑。當時,這位「台灣音樂教父」帶了經紀人、男助理、女助手等人。相形之下,「中國內地搖滾教父」崔健顯得有點寒酸,或者說,毫無排場而言。他的整個團隊只有經紀人和造型師兩個人。經紀人尤尤跟了他十年,更多時候,崔健都是一個人。

崔健的衣服也很簡單。一個月之內,記者和他見了四次。每次,他都穿著同樣一件外套——黑色中山裝,這是設計師楓翎為他設計的。崔健不穿商店裡買的衣服,曾有大牌的時尚品牌送衣服給他,或者經紀人帶他去名店逛,他都不喜歡,因為那些都沒有崔健風格。他有幾個固定合作的設計師,楓翎就是其中之一。這件衣服裡有一些他自己的創意,比如袖子上民族風的繡片,衣沿處滾邊的中國紅元素,都是他提出來讓設計師加上的。

頭上那頂紅五星的白帽子幾乎成為他的標誌,他戴帽子的歷史久到連經紀人都不太記得具體的年份,似乎從人們認識他起,那頂帽子就再也沒有摘下過。其實,他並不是要刻意營造某種強烈的個人印記,記者問他為什麼從來沒有考慮換造型,他回答,「也不是一定要戴帽子,我也嘗試過其他的,只是到後來,覺得還是這頂帽子最習慣,最自然。」

當天,羅大佑早到,正站在休息室中央和作曲家譚盾、指揮家余隆等人聊天。崔健走了進去,沖大家點點頭,然後,一個人默默地在角落裡坐下。

崔健低頭看手機。在他一米遠處,羅大佑、譚盾、余隆幾人相談甚歡,不時爆發出笑聲。崔健沒有抬頭,他四周似乎有一個無形的屏蔽圈,無論多高的聲浪傳過來,都被一一擋在外面。

這樣的場合,崔健顯得有點不合時宜。他不擅長寒暄,更不喜歡寒暄。前一天晚上,國際音樂節請嘉賓一起吃飯,也是類似的場景。

羅大佑、譚盾、余隆等人能言善道,滔滔不絕,聊得熱烈,唯獨他話很少。大多數時候,他都在安靜地聽,只有問到他了,他才說幾句。

平時,崔健聲音不大。無論人多人少,更像在自言自語,他人需要集中精神,才能聽清楚。

但一到了舞台上,崔健像變了一個人,音量高得震人,所有的肢體動作,所有的東西都表現出來。

小時候,崔健不善言談,不太會說話,甚至有點口吃。後來在記者的逼問下,才有了一點點的演講能力,「但迄今為止,如果讓我說客套話,我還是一個不會說話的人。」

當天,記者問羅大佑對崔健怎麼看,羅大佑繞了過去,「不需要問羅大佑怎麼看崔健,崔健怎麼看羅大佑。這太私人化了,太小格局了,如果非要回答,那羅大佑當然喜歡崔健,崔健當然也喜歡羅大佑咯。」

同樣的問題,記者拋給崔健,問他如何看羅大佑,崔健花費了十多分鐘認真回答。他不吝讚美,「羅大佑的音樂曾經對中國搖滾和中國流行音樂的影響,他影響了很多人,很多人因為他拿起了吉他,他讓人們覺得音樂是一種可以上不封頂的東西。」

有一個故事曾在圈內流傳。2008 年汶川地震後,北京搖滾音樂圈曾組織過一次賑災義演。一位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後,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後壓軸演出,否則不參演。崔健聽了之後,什麼話都沒說,同意了。

前段時間,崔健意外地出現在《中國好聲音》的選秀節目決賽中,但這檔節目的錄製,崔健事先並不知情。

他只接到那英的一個電話,說有位年輕人很希望見見他。於是,他答應了,他不知道這位年輕人就是梁博,更不知道會跟著一架攝像機。開播前,《中國好聲音》節目組就曾邀請他擔任評委,他是第一人選,給出的條件也十分豐厚,但他拒絕了。

記者問他是不是特別喜歡一個人的狀態,他引用了周國平的話來回答,「周國平說,一個沒有社交能力的人,是能力上的缺陷,但一個沒有孤獨能力的人,是靈魂上的缺陷。一個人靜的時候能夠保證你思想的自我梳理,你會感覺自己像吸氧一樣。」


在地上

11 月 17 日,上海東方藝術中心,《南方週末》2012 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現場。崔健安靜坐在後台的凳子上,等候頒獎禮開場,遠處的燈光經過層層幕布,已經被弱化得很暗,映在他的臉上,他的表情就隱在其中。

他是一個不愛大笑的人,若說到什麼開心的事情,也只是眼睛和嘴巴都彎起來,透著笑意,而不會發出一般人那種爽朗的哈哈聲。他的聲音很小,遠沒有舞台上那麼有力量。

大屏幕裡一個主持人正在做節目的開場,這也是一個80後年輕人,他卻一眼就認出來了,「王自健,我在網上看過他的一個視頻,名字叫《歪唱太平歌詞》,裡面都是諷刺性的小段子,說得很有點意思。」

正說著,他突然站起來,「丹青,丹青!」他趨步上前,喊住前面匆匆而過的一個人。

這是這些天來,記者第一次見到他熱情地主動向人打招呼。對方是陳丹青,一個常常以直接、憤怒的形象出現的藝術家。崔健喜歡的人幾乎都是這樣的類型,身上總有一股較真勁,充滿力量,用他的話來說,就是「接地氣」。

崔健不玩微博,但是偶爾會潛水去看看朋友的,前段時間他看到俞心樵的一條微博,忍不住念出來,「有時候照鏡子,我真想和鏡子裡的人拚命!」他很喜歡俞心樵的這條,「你看,多有意思的語言,簡單直接,後面又很有力量。」

「嘿!崔健!」陳丹青看到是他,走了過來。兩個人就站在角落裡聊天。兩人有段日子沒有見面了,從年齡、婚姻一路聊到他的歌曲。

「我一直不知道屌絲是什麼意思?」崔健問。得到答案之後,他還是有點疑惑。「從字面上來看,這不是一個很髒的詞麼?」

陳丹青接過話來,「屌絲就是一無所有的人,《一無所有》就是一首正宗的屌絲歌!你當年的那些歌,都是屌絲歌,都是唱給他們聽的!」 所有人都笑了。

崔健覺得挺高興,他怕別人給他戴高帽,這使得一旦誰讓他評論個什麼,似乎他就站在了一個特別的高度。

「我們關心自己的生活環境,是一個普通人的權利。」

崔健喜歡那種和大家在一起,住在四合院大平方的感覺。

崔健看書不多,而且很慢。他較真,必須一個章節翻來覆去要看得很明白了,才能開始看下一章。他甚至自認「和那些真正熱愛文學的人比,我簡直就是一個文盲。我是一個用耳朵和眼睛去捕捉知識的人。」

他愛看余華的《兄弟》,姜文的《鬼子來了》。也許是因為一開始他就被供在了神龕上,有一種害怕自己觸不到地面的深深恐懼,所以那些從地裡剛挖出來的,新鮮的還帶著泥土氣的東西,才能讓他感覺是腳踏實地地站在地上。

不出意外的話,明年 1 月,一款以「崔健」命名的紀念手機會正式推出,這將是中國第一款與名人合作作為品牌的定製設計手機。

這是大連一家專門做高端定製產品的製造商的創意。崔健給記者看了幾張手機的樣圖。乍一看,手機並不特別,方方正正的智能手機,用的是安卓的操作系統,黑色為主色調,有的帶一些紅色的元素,但背面卻無一例外,都是崔健的照片。

事實上,在六七年前,當製造商找到崔健提出這個想法時,他的第一反應也是回絕。但對方負責人是一個狂熱的搖滾愛好者,在他看來,在中國「崔健」這兩個字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,如果能做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手機,一定具備收藏價值。這是關於崔健的個人項目,被拒絕後,又再次提出,再拒絕,再被提出。

直到 2008 年,滾石的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和 LV 合作了一款廣告,經紀人拿給崔健看這個廣告,讓崔健開始相信,即便與商業結合,藝術家也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。

對於崔健來說,這麼多年來從來不代言,沒有站上所謂主流的大舞台,他喜歡的方式是在音樂節上來演出,因為「不僅僅可以遇到那些將和他一起合唱《一塊紅布》視為榮耀的樂迷,還有那些根本不知道他是誰,只是從別的場子路過停下來的年輕人。」

和崔健認識多年的好友兼樂評人張曉舟說:「崔健對搖滾樂太較真了,太把搖滾樂當一回事了,總覺得搖滾樂和搖滾精神應該怎麼樣。

但這是個消費娛樂時代,搖滾樂也很容易被消費。搖滾樂在最近幾十年來已經建立了一種商業等級制,那些選秀中唱著搖滾樂走出來的人,本來也很草根的,但當他們在娛樂的制度下變成了明星後,他們也就變成高高在上,和這些東西沒什麼關係了。」

只有崔健還努力站在地上。


老人與腳印

「老崔,我下個月要結婚了,我只有 1 米 63,我的媳婦比我高十公分。

我和她都非常喜歡你,你能給我錄句話到時候在婚禮現場上放嗎?」10 月 15 日,在上海的斯格威鉑爾曼酒店,一個粉絲攔住了崔健,請求道。

「你可以回去告訴你媳婦,我 1 米 73 ,我女兒的媽身高 1 米 84,我們也差了整整十一公分。」他笑著這樣回答。對年輕人,他一向很有耐心。

2010 年,20 歲的說唱音樂人大衛剛在北京一家很小的地下酒吧裡結束了演出,一個朋友問他,「嘿,我明天去見崔健,你想不想認識他?」

「當然想!他那麼牛逼!」第二天,他去拜訪崔健,還沒開口介紹自己,崔健先說道,「我知道你,我在網上看過你的視頻,你的說唱非常棒。」

介紹的朋友很詫異,因為大衛的說唱中,很多東西是挑戰體制和具諷刺意味的,這導致他的演出只能在小圈子裡舉行。但大衛並不驚訝,這個出生於 1990 年的年輕人早有預感。「沒認識崔健之前,我就知道,他有一天會來聽我的音樂,因為我們要表達的事物是一樣的,對愛情,對這個社會的態度、困惑和憤怒,都是一樣的。」

很少人知道,貴為「教父」的崔健,經常會在北京看一些「小孩」的演出,「這對他來說已經是生活的常態。」張曉舟說,很多人在成名之後已經不屑於去看別人演出了,比如汪峰,比如鄭鈞。崔健是他所知的唯一一個這樣做的。「他比很多人都有平常心,他對這個世界保持了足夠好奇。」

「你覺得崔健會懂你?」記者問大衛。

「他當然懂!我也懂他,雖然他的年紀在那,但他以前的音樂放在今天來看,都是很先鋒的。」

一個是已經成名多年的搖滾教父,一個是剛出茅廬的地下說唱歌手,他們在音樂上直接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時間障礙,產生了奇妙的共鳴,但大衛認為他們的表達方式還是有不同,「崔健的諷刺是隱喻,比如《一塊紅布》,但我的很直接。」

之後,大衛在北京的每一場演出,無論地方多麼難找,崔健都會去。在一群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中,他是唯一一個中年人,顯得特別醒目。他有時站在最前面,有時候在中間,就是一個普通的觀眾。不一樣的是,他不會像周圍的人一樣興奮地跟著節奏擺動身體,只是靜靜地看,在適當的時候鼓掌、喝彩。

「太刺激了,你的音樂太刺激了。」崔健一邊稱讚,一邊問大衛,「是不是很多人討厭你,質疑你的東西?」

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後,崔健拍了拍大衛的肩膀說,「這是正常的,因為你的語言太刺激了,讓他們感到了恐懼。」

這句話聽起來並不陌生,恐懼,這正是二十多年前的崔健,給那個時代的沉睡者們的感覺。

當年崔健的歌迷們,也因為他音樂中的這種刺激,那種膽敢赤裸裸表達「自我」的勇氣而瘋狂。據說那時候他每到一處,潮水般的歌迷們圍住他下榻的酒店徹夜等待,迷戀他的姑娘們大哭大鬧,想盡各種辦法把火辣大膽的情書送到他手裡。

只是對於現在的年輕一代,他已經沒有了使人瘋狂的魔力,他在酒吧裡有時被認出來,也沒有人纏著合影。在同樣出生 1990 年的青年吉他手胡晨眼裡,崔健是值得尊敬的,是被歷史留住的人,但他還是傾向從大衛的音樂中獲取力量,畢竟他們才是一個時代的人。

是崔健不夠牛逼了嗎?「只能說,在一個注意力渙散的時代,沒法集中精神來聽一張唱片。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,崔健已經不能提供更多的刺激。」張曉舟說。

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表達方式,也許崔健已經意識到這一點,他一直在尋找更年輕的力量,他常常會四處打聽,有沒有什麼年輕人現在做得很不錯的。也許在很多已經在歷史定位上擁有一席之地的人看來,要回過頭肯定一個後輩,更像是在承認自己的失敗。但在崔健看來,「如果年輕人不成功,應該是老人的失敗,是我們的失敗」。

在這個過程中,崔健也經歷了一些來自新一代的挑戰,有幾次他去看演出,一些囂張的年輕人會對他起鬨,「搖滾老炮,給我們買啤酒吧!」他笑笑,並不憤怒,這樣的為了推翻他而對著干的挑釁,他已經習慣了。

「較勁不是在這方面較勁的,我認為在頭幾步的時候你要沿著老人的腳步,這樣你只需要花十分之一的力去走,其實是節省能量。當你走到一定程度發現前面沒有腳印時,你開始自己創作,這個時候你可以反過來帶著那些已經走不動的老人走,或者那些歲數大的人走,這些人會感謝你。」

1986 年,25 歲的崔健背著一把破吉他,兩個褲腳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,一嗓子吼出《一無所有》時,他就被抬上了中國搖滾教父的位置。少年已成名,此後的二十多年裡,無數人景仰他,也有更多人虎視眈眈地想衝擊他。他是榜樣,更是靶子。而當時的他,至少在中國,前面並沒有一個可以帶著他走路的老者,他的每一個腳印,都是靠自己花十分力氣走出來的。所有想衝擊崔健的人,繞不過的首先就是他的足跡。

「很多人對崔健的反感都是因為只看到一個符號的崔健,很多人對他的好惡都建立在先把他放在神壇上去膜拜,又想把他推下神壇。」張曉舟說。

樂評人楊波在前幾年寫過不少批評崔健的文章,他當時毫不掩飾對崔健的「敵意」,「相當長一段時間,崔健被當成一個標竿,給新樂隊造成一些壓力和阻撓,崔健是個里程碑,但他撲倒在路上,就變成絆腳石。」

但今天,時間讓楊波開始重新理解崔健,「我覺得是我對他有誤解,近十年來中國搖滾的無力和衰敗,不能怪到崔健的身上,後面的那些人,那股獨立的精神和批判的態度,沒有一個可以超越崔健。就算崔健是搖滾他爹,但這麼多年過去了,他也沒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兒子!」


B = 《外灘畫報》
C = 崔健

倚小賣小,和倚老賣老一樣討厭

B:你曾說,80 年代真正發光的時候不是當時,而是在以後。如今現在似乎印證了你的話。莫言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,80 年代這群人得到了他們應有的榮譽。你覺得現在是不是被大家開始重新關注你們80年代領軍人光芒的時候?

C:你談論年代也可以,談論這群人的歲數也可以。50 多歲是藝術家可以理性創作的高峰期,也是最黃金的年齡,他的洞察力,他的積累都在這裡。很多人可能認為 60 年代出生 80 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人趕上了一個好年頭。確實是這樣,因為當時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文化開放,帶進來的西方思想和觀念,讓 60 年代的那批人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。我確實覺得我們這批人是幸運的。

過去的幾千年裡,曾有上十代人都沒趕上這樣特殊的時期。當運氣變成一個很嚴肅的東西時,就成為了命運。可能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機會確實是千載難逢,但我能感覺到很多人在浪費它。


B:因為所謂的特殊命運,是不是說你們這代人會成為很難超越的一代?你怎麼看現在的年輕一代。

C: 20 多歲的年輕人對上一代逆反也好,推陳出新也好,都是一種自然的生理現象。我們 20 多歲的時候,也四處尋求是非,腦後長著反骨。年輕人就應該這樣。要不然,就不是年輕人了。但人們對年輕人的期待是自然的,一個年代和一個年代抗衡是很自然的。

當年輕人出現時,更歡喜的應該是老年人。當你享受生命時,你也願意去看到年輕人給你一個美好的意外和震撼。年輕人就應該去超越老的。同時,我們也在努力,不是因為年輕人不行,只是因為他們的年齡段還沒到呢,可能再過一二十年,他們也會發揮出自己的能量。我已經看到很多年輕人有這樣的潛質了。

如果年輕人不成功,應該是老人的失敗,是我們的失敗。年輕人認同我們的價值,但超越不了我們的價值的時候,這就是失敗。


B:很多後來者會想推翻你,想把你拉下來,這樣可以宣告他們的成功和勝利,你怎麼面對這樣的情況?

C:我覺得倚小賣小和倚老賣老是一樣討厭的。很多人覺得自己年輕,就要推翻你,就要對著來。但他們要有真東西。這些玩時尚的人,當時尚一過去的時候,他們也完了。較勁不是在這方面較勁的,我認為,在頭幾步的時候你要沿著老人的腳步,這樣你只需要花十分之一的力去走,其實是節省能量。當你走到一定程度發現前面沒有腳印時,你開始自己創作,這時候你可以反過來帶著那些已經走不動的老人走,或者那些歲數大的人走,這些人會感謝你。我有個朋友曾經說,他聽過昆西·瓊斯的演講,他請教昆西我們這些音樂人怎麼辦,昆西說你就按照那些偉大的音樂人的腳步先走,先不要急著創作。我覺得昆西說得特別有道理。


談音樂:

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壞的作品,但不願重複自己

B:王朔曾經說,很長一段時間,只要我想、有需要讓自己感到自己有心靈,就聽崔健的歌。對你來說,你的精神食糧是什麼?

C:這是他十年前寫的話了。我覺得一切靠時間吧。在某一段時間裡,任何東西都可能成為你的精神食糧。當你坐在那裡不動的時候,也會得到靈感。當你對一個東西有持續性關注的時候,也可能會得到靈感。


B:今天和羅大佑同台,他被稱為台灣的流行音樂之父,你對他有什麼樣的評價?

C:我願意說羅大佑對我的影響,因為他做音樂比我早。我聽大佑的東西不多,我對他的印象是一個搖滾和鄉村音樂結合,加上他用中文演唱,他的音樂中的樸實感,我之前沒有聽過這樣的中文歌曲。而且他給我和周圍的人帶來一種嚴肅的話題,人們願意談論他的歌詞,討論他的演唱方式。而且,他不做作,在嚴格的製作後面還有很多東西,就像鮑勃·迪倫一樣,你永遠會討論他的音樂,但不會去討論唱片的封面,談論誰是製作人,而是關心他的音樂的意義。


B:在你看來,羅大佑的意義是什麼?

C:現在,大陸還有很多人在說羅大佑對中國流行音樂的影響,我認為他是把歌曲從文學、旋律的組合上升到一個特別嚴肅和莊重的層面,他讓流行音樂可以討論歷史、政治,甚至身世。他影響了很多人,很多人因為他拿起了吉他。他讓人們覺得音樂是一種可以上不封頂的東西。也許我們說的北調,對羅大佑所謂的南腔來說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,因為我們談論的那些東西,探討的自我,好像有一定的突破感,我們在大我中找到了小我。比如我在《一無所有》中談論的我,就是小我。和「我是一個兵」,「我愛北京天安門」裡面的那個「我」是不一樣的,當時我提出小我,在大陸引起很多人共鳴。但我相信在當時的香港或者台灣,這種概念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,他們已經在談論自由了。這就是西方音樂裡面的我,和大陸土生土長的那個我,碰撞了一個點。


B:搖滾樂是對流行音樂本身的反叛,還有對廣泛的社會文化的抗議。

而搖滾要得到傳播發揮它反叛的價值,重要原因在於它的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是青年一代,要讓他們有共鳴。就如同你的音樂,曾經讓整個 80 年代的青年一代都有共鳴。那現在你怎樣讓年輕人有渠道接受到你的音樂?或者說怎麼和他們去交流?

C:如果從時尚的角度來說,我沒什麼可以和現在的年輕人分享的。我只是在現實生活中捕捉到一些東西的時候,才可以和年輕人分享,但當我捕捉不到什麼東西的時候,我覺得也沒必要硬要去分享什麼。我前幾天在報紙上看到有人採訪一個藝術家,他說,我能接受自己做出壞的作品,但不願意自己重複。我非常認同這點。


B:很多年輕人可能覺得崔健或崔健的音樂已經過時了,你怎麼看待現在的年輕一代?

C:其實我發現年輕人可能對很多東西都沒有興趣,比較冷漠。比如他開車在路上,旁邊有輛車停下來,前面躺著一個人,他完全不關心發生了什麼,那個人死了沒有,他就直接開過去了。現在的年輕人選擇比較多,本身沒有什麼渴望,對自己眼前的東西產生厭惡的時候,對他們所熟悉的東西有一種期待和更新的時候,他們會發現,也許老的東西也會有新鮮感。現在有不少年輕人,我發現他們並沒有從時間上去劃分年代。當很多年輕人共同去聽一個老的東西的時候,這個老的東西就變成時尚了。


B:提到時尚,你怎麼看 Lady gaga 和鳥叔?

C:消費者無論選擇 Lady gaga 還是鳥叔,都是消費者的權利,搖滾樂再怎麼有內容有想法,但它不是政治音樂,不能強加於人,它是給人選擇的。Lady gaga 的東西里視覺化和舞蹈化的東西比較多,而鳥叔就是一個舞蹈,他透著一股中年男人的壞勁,給人帶來輕鬆的感覺。

他們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,Lady gaga 我看得不多,但她的造型可不是一個基本的流行路線,她還是很大膽的,傳達的信息還是有突破的,引領時尚和跟隨時尚是有本質的區別。跟隨時尚是對現實的逃避。


B:你會擔心和現在的年輕人失去交流的管道嗎?

C:我們自己刻意去交流是沒有用的。我知道做作的東西是沒有生命力的。我們始終在堅持表達自己的同時,並不是為了趕時髦。很多人批評我,說我唱 hip-hop 是為了趕時尚,但他們不知道,我唱 hip-hop 時,時尚還沒有出現呢。當時美國的 hip-hop 還是地下音樂呢。流行音樂像時裝一樣,可能在最開始沒有被媒體重視,不能批量生產,觀眾在市面上看不到,他們會認為這東西失敗了。我相信有很多東西,被時代忽略的那一剎那,變成了永遠的遺憾。

我覺得並不太擔心。因為演出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支柱,所以我可以不斷地在我的演出中推出這些音樂,這些沒有被人們理解的音樂。

我還有一個方式就是通過電影,因為電影音樂是可以滯後的。《迷失的季節》就因為《黃金大劫案》重新又火起來。在某種程度上,電影音樂可以保留一些東西,可在以後釋放出來。


B:你覺得搖滾樂可以解決什麼東西?

C:沒有人可以說自己生活在壞時代裡,沒有人有權利這麼說。你只能說自己是個弱者,或者被時代打敗了。有很多人想借我的嘴來證明他的觀點,很多人覺得自己生不逢時,但人其實可以把這種情感放在作品裡,比如我創作《迷失的季節》,當我寫完的時候,其實糾結和不滿,都已經在作品裡解決了。


談書籍:

我看東西是看它的棱角

B:你沒有微博,那你平時上網都在看什麼?怎麼獲取到最新的信息?

C:我上網看新聞,有網絡的時候我就不再訂報紙了,什麼東西都在網絡上看了。我覺得微博也看不到太多的東西,但實際上大部分你關心的話題都會在正常的網絡媒體上看到,你要找什麼看什麼,你搜索一下都能看到。還有一個方式是翻牆,你翻牆出去,還能看到一些微博上不能傳的東西。


B:你最近正在看什麼書?

C:我看傳記比較多,還有一些社會學的書,看小說比較少。我看過一些中篇小說,但長篇小說就看不下去,太長了。


B:你看過莫言的小說嗎?

C:很早的時候看過他的一些中篇小說,但現在已經沒什麼印象。我挺感興趣他的《蛙》的,有機會我想找來看看。我喜歡余華的書,《兄弟》我特別喜歡,還有王朔的。


B:你喜歡《兄弟》的原因是什麼?

C:我喜歡他的語言和審美,我看東西是看它的棱角。我看書確實比較少,和那些真正熱愛文學的人比,我簡直就是一個文盲。我是一個用耳朵和眼睛去捕捉知識的人。


B:聽說你剛看完《喬布斯傳》,你怎麼看喬布斯這個人?

C:《喬布斯傳》還沒有看完。我看書很慢的,翻著看,看到一半可能又放下來了,去看別的書。我看了這本書之後,我特別喜歡他。他給我最深的印象是打破常規,而且他對一個產品要全方位控制,不是一個部門、一個部門分工。某種程度上他和我有點像,像做電影導演,需要對過程的嚴格把關,對細節的追求,這些特質讓他不光是一個企業家,還是一個有藝術靈感的藝術家。他有扭轉時空、讓現實逆轉的能力,而這種能力又有點像搖滾樂。搖滾樂也有這樣的力量。就像姜文曾經說過的一句話,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什麼,但我知道我不要什麼。喬布斯就是這樣一個人,很有意思。我看到當時蘋果公司其實是個唱片公司,但他不管不顧,喜歡這個名字就用了,後來官司打了很久。他有特別強的操作能力,也有特別苛刻的對結果的想像力。他能想像出一個極致的結果,而且也能實現它,我覺得特別有意思。


B:有人研究你和北島,發現你的歌詞裡有一些意象的東西和北島詩歌裡想表達的很像,比如你們同樣會探討未來,否定眼前的世界,突出「自我」的表達,當然你們的方式和真正追求的目標不一樣。

C:從文字上的信息量和表達能力,我沒辦法去和北島比,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的。我是一個蠟燭在下面慢慢烤去炒一個菜,人家是個大爐子,熊熊的火啪啪去炒。我的文字都是慢慢修出來的,而且我是聽著音樂才能產生文字的,如果讓我單獨去拿文字去說一件事是很困難的,人家腦子裡都是文字,隨便拿出來都能創作。


B:你喜歡誰的詩嗎?

C:我喜歡俞心樵的詩。我那天看他的微博,他發了一句話,說「有時候照鏡子,我真想和鏡子裡的人拚命!」這樣的語言,我覺得特別有意思。


談電影:

能產生激情的東西,我都願意嘗試

B:明年,你的電影《藍色骨頭》要上映。對於電影,你其實早已是圈內人。1993 年,你就參與演出張元導演的電影作品《北京雜種》,並製作其中的電影原聲。後來和姜文合作《鬼子來了》和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,他曾希望你做《讓子彈飛》的電影原聲,聽說王全安也是你的粉絲,所以《白鹿原》在西安首映的時候邀請了你去。他們都是和你差不多年紀,姜文是 1963 年生的,張元也是 1963 年,王全安是 1965 年,你怎麼看待他們的電影?和他們合作感覺如何?聽說你看了未刪節版的《白鹿原》,感覺如何?

C:除了這些人,我們大部分合作的導演都是 70 後的,像話劇、電視劇導演還可能是 80 後。不過我沒有和他們一起去做一件事,只是他們用我的歌,我把我的作品給了他們。


B:國內的導演你最喜歡誰?你喜歡誰的電影。

C:我比較喜歡姜文、婁燁和李楊。他們都有可能成為大家,他們有自己的特點。我看了好幾遍《鬼子來了》,我也說不清楚為什麼,就是喜歡看。我還喜歡姜文的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。我是外行啊,我只能說我自己的感覺。從他的電影裡我看到了很多黑色的東西,不光是黑色幽默。很多人就以為黑色幽默就是喜劇,但它並不是,你看的時候可能很娛樂,但實際上看完後你會感受到很長時間的傷感。傷感不會讓你失去能力,反而讓你全身有勁,我特別願意感受這樣的情緒,也希望我的電影作品也可以傳遞出這樣的情感。


B:那張藝謀呢?

C:有些他的片子我很喜歡,比如《活著》和《紅高粱》。但我只是享受看片,勾不起我研究的慾望。平時,我還是看新片比較多,反覆看的片子還是國外的經典,比如《教父》、《美國往事》。


B:《迷失的季節》這首歌因為寧浩的《黃金大劫案》又重新紅起來,被人關注。和寧浩這樣1977年出生的年輕的導演合作怎麼樣?你怎麼看待他們這一批新生代導演的風格?你會更願意和這些年輕導演合作麼?通過他們的受眾,你的音樂也能夠吸引更多不同的人。

C:我發現有很多年輕電影導演都希望和我合作,我給他們推薦老歌的時候,他們都特別接受。但有的歌我還沒有錄專輯,他們想用,我就拒絕了,因為我不想把一個還不成熟的作品放到一個我還不瞭解的作品裡。但和導演合作不需要我自身主動,因為一個導演有想法的時候,自然會推動這件事。


B:你現在也是導演的身份,明年《藍色骨頭》要上映,2006 年執導首部電影作品——7 分鐘的上下集短片《修復處女膜時代》,後來是《成都我愛你》。當初怎麼會想自己做導演的?是想換一種表達方式?

C:對,能讓我產生激情的東西,我都願意嘗試。我不知道我現在是否還有激情做同樣的事。但 2006 年的時候,我突然有很強的慾望去換一種表達的方式。因為如果你一直單方面做音樂,不做其他的事情,你的能量只釋放在音樂中時,你會發現你的理想、能力和市場是有很大的矛盾的,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找個其他的途徑去釋放,去緩解這個矛盾。


B:電影《藍色骨頭》的故事從哪裡來的?

C:《藍色骨頭》是我自編自導,作為導演我還希望不要自己去做音樂,所以我找了劉元的音樂。紅色、藍色都有一個旋律,都是《迷失的季節》那首歌裡的旋律,我當時拍那個電影《藍色骨頭》,也是在這個階段用這個旋律的一種表現。我自己就是在大院里長大的,所以我的電影也會和這些有關係,但和我自己的經歷沒關係,完全是想像出來的。


談藝術:

我不想要的名利,也不是名利

B:你有喜歡的藝術家嗎?

C:我自己不太懂畫,但繪畫表現了強烈的時間和價值壓縮。我可能沒辦法感受到繪畫中的直觀力量,我更喜歡電影傳達的力量。張曉剛的畫我當然喜歡,我的電影裡也有張曉剛的畫裡想表達的情緒,那種傷痕美。我覺得表達傷痕是一個真正的態度。沒有人說自己的價值是和歷史成反比的,面對自己的傷痕和歷史,其實是提升了自己的價值。


B:你覺得當代藝術的價值應該怎麼評定?

C:我覺得當代藝術市場是有條件的,它的持續價值會逐漸被質疑。當代藝術品可能會很快貶值,真正能擠出來的有能量的東西還是很少。但這個也是遺憾,是時代的遺憾。中國有 13 億人口,我們有價值的藝術品真正屈指可數,甚至沒辦法和一個幾千萬人口的國家比。


B:這麼多年從來不代言,沒有站上所謂的主流大舞台,這種堅持其實很難,因為你會失去很多。比如主流帶給你的機會,比如更多的名利,你是怎麼堅持下來的?

C:我做過一些平衡,比如有的廣告他們用我的歌,我的演唱會也會和贊助商合作,我並不是反對商業。你知道改變的話,會給他們很大的面子。比如誰誰從來不代言從來不做什麼,但是後來做了,就是為了改變。但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嚴格,如果我做了這個事情,就希望在創作上更完美一些,或者努力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,讓我自己內心好接受這個事情。

我並不是反對商家反對商業,我是在乎藝術家的主動性有多少。現在來說,最好的形式是演唱會。如果做代言的話,幾乎都是被動的。當然我現在也發現,也有一些很好的廣告,一點都不給藝術家丟份。我看滾石樂隊給LV做廣告,旁邊放著一個大箱子,看起來也挺有意思的。做廣告是雙方追求的價值在碰撞中的平衡吧,我到現在不願意這樣做,有些原因也是我對物質沒什麼追求。我不想通過這個賺錢。有人說,當錢只是存在賬戶裡,錢不是錢,你花的錢才是真的錢,當你沒有想法去花的時候,這個錢不是錢。我的物質慾望是很少的。很多人見我面,說我是唱歌的,是搖滾歌手,甚者說我是super star,他會以為你的生活方式也是那樣的。我對自己的定義是我要好好創作,做音樂,我懼怕被別人關注。


B:堅持是一件很難的事,改變是一件簡單的事。你的堅持,可能會失去一些主流的機會?

C:實際上威脅和誘惑在搖滾樂上體現的只是演出機會和曝光的機會,只有在這方面,我們才能和主流做交易。你要我去假唱,確實有效,但我不去,也只是失去了一些演出機會而已。但這些機會你仔細一想,也不是機會。因為你要是假唱一次得到的機會,剩下的一百個機會,起碼有 50 個都會要求你假唱。我不想要的機會就不是機會,我不想要的名利,也不是名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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